1949年冬，一个普通的早市上，一位鱼贩正麻利地处理着手中的鲤鱼，却被一张报纸上的照片猛地吸引了全部注意力。
他看着那名身着戎装、英姿勃发的将军，眼神越来越惊疑。
回到家中，他百般思索后，专程致信给这位将军，询问道：您是否改过名字？
这个鱼贩是谁？他为什么要给将军写信？
熟悉面孔
1949年10月，湖北石首调关镇，鱼市里已是一片喧哗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王光尧照例起了个大早，挑着满筐活蹦乱跳的鲤鱼和鳙鱼，走过镇子东头，准备赶着头场集。
路过街角那个报亭的时候，他眼角的余光竟被某张照片吸住了，那是一份摊开的报纸，版面居中，赫然是一位将军的肖像。
展开剩余91%王光尧呼吸一滞，脚步不自觉地挪向报亭，报贩正低头摆报纸，还没抬头说话，王光尧已经伸手将那张报纸抽了出来，视线一刻未曾离开那将军的脸。
浓眉，厚唇，挺鼻梁，那不是他家九斤吗？他那十八年前走出去、再无音信的大儿子。
报纸上印着的名字不是“王九斤”，也不是“王尚寅”，而是“王尚荣”。
可那五官，那气质，那眼神，越看越像，王光尧掏钱买下了报纸，挑起鱼筐就快步往市场赶。
摊子搭好了，他却不像往常那样吆喝推销，反而一直低着头，时不时抬眼看报纸上的照片，眉头紧锁。
有人要买鱼，他也没耐心招呼，几次差点把活鱼递进死鱼筐里，未到正午，他挑着鱼筐回家了。
回到家中，他拿着报纸走出房间，声音发哑地对女婿说：“你来看，这人是不是有点像九斤？”
女婿接过报纸，读完下面的介绍后略显迟疑，“爸，这人叫王尚荣，是青海军区副军长，可能只是巧合，长得像罢了。”
王光尧指着照片，眼眶微红：“可你看，他多像九斤啊，我不会认错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”
他声音越来越小，像是怕扰了谁，也像是不敢相信这份突如其来的希望。
消失十八年
1931年的初夏，王光尧还年轻，胳膊上总是搭着洗鱼的帕子，脖子挂着一只竹尺，那是用来量鱼的。
那一年，十六岁的王尚寅，个子已经蹿得比父亲还高半头，站在屋檐下剖鱼时动作干净利落。
他常常跑去祠堂里听远道而来的赤脚先生讲外头的事，讲井冈山上有人举着红旗打土豪、分田地，讲有个叫“共产党”的组织要翻旧世界的天。
真正背起行囊的那天，王尚寅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将祖母临终前塞给他的两块光洋别在腰间，回头时轻轻朝家人笑了一下。
那一刻，王光尧心里一抽，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别，怕是遥遥无期。
儿子走后不久，家里还接到过几封信，语气轻松，却小心翼翼地避着战况，只说“红军里一切安好”“爹娘勿念”。
王光尧读不懂，都是托镇上的小学先生念给他听，听着听着便眼眶泛红，回头将信藏在柜子最里头的缸瓮底下，生怕有一天拿不出来。
可日子一久，信也不来了，那时候战争越打越紧，镇上常有军人路过。
王光尧托人打听，提着鸡蛋和布票换来的点心送到人手里，只求带句口信回来，可换来的只有沉默。
一次，他听说隔壁村一个红军回来了，急忙赶过去问，那兵愣了好半天才摇头。
王光尧回家一夜没睡，第二天把屋里九斤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一一比对，又拿着去问老兵。
那人接过照片看了许久，犹豫道：“人是有点像，但记不清了，太久了。”
日子久了，家里人慢慢学会不在王光尧面前提“九斤”这个名字。
这一守，就是整整十八年，期间山河变幻，政权更替，从国民政府到解放军再到新中国初立。
连鱼市的集口也搬了三次，可王光尧每天照旧挑鱼出摊，饭后坐在屋檐下发呆的习惯从未改变。
直到那天，他在报摊前看见那张照片，他也知道，那些年里无数革命战士为了保护家人，改名换姓、断绝往来。
可就算心中有一万个理由去相信，王光尧仍不敢贸然肯定，他怕认错，怕希望成了笑话，怕那一点点点燃的烛光被风一吹又灭了。
但他更怕错过，因为这一次，他觉得，那就是他的九斤，于是他决定，无论多荒唐、多没把握，他都要去问一问。
致信将军
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光尧叫来了女婿李乔，李乔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，当过几年教书匠，又写得一手好字。
可这回，李乔听完岳父的请求，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爸，这人是青海军区的副军长，不是一般人，咱们写信去，人家不一定搭理。”
王光尧把报纸轻轻拿回来，眼睛盯着那张脸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就写吧，就说我有个儿子，小名九斤，我在报纸上看到您，觉得特别像我儿子。”
李乔见他眼圈发红，鼻翼微微翕动，终究还是叹了口气，拿起笔和信纸坐在桌前。
那封信并不长，写得恳切又真挚，信开头是自我介绍，讲自己姓王名光尧，住在湖北石首调关镇，祖祖辈辈务农。
中段则轻轻带过家中唯一的长子，少年时投身革命，参军离家，自此音讯全无。
王光尧没有渲染苦情，也没有请求什么，只是说，某日偶然在《解放日报》上看到将军照片，觉得亲切至极：“眉眼之间，与我儿九斤十分相似。”
信的最后一句，是王光尧强烈要求女婿加上的：“将军，冒昧问一句，您是否曾改过名字？”
写好后，王光尧把信折得整整齐齐，用牛皮纸包起，又再三确认地址无误，才亲自送到镇上的邮政所。
他站在窗口，盯着工作人员把信封盖上邮戳，放入邮袋，才小心翼翼转身离开。
之后的日子，仿佛都变得不一样了，王光尧不再只是起早贪黑卖鱼，而是每日都要在中午回家一趟，蹲在门槛边守着邮差路过。
他没有再提那封信的事，连家人都不再多问，他只是静静地守着。
一个月过去了，并没有收到回信，冬天来临，北风刮得柴门咯吱响，屋檐下结了冰挂。
王光尧把那张报纸叠得整整齐齐，包在油纸里收进柜子底层，可女婿知道，每隔几天他还是会偷偷拿出来看一眼。
父子相见
冬末的一个早晨，天还未大亮，王光尧刚在鱼摊上摆好鱼筐，便看见女婿李乔气喘吁吁地奔来，嘴里喊着：“爸！来信了！王将军的回信！”
王光尧连围裙都没解，急急忙忙扔下摊子跟着女婿往家里跑。
回到家，他双手颤抖地接过那封信，信封上端端正正写着“王光尧亲启”，落款是“青海军区王尚荣”。
信是李乔念的，王尚荣在信中确认了身份，说自己原名王尚寅，正是王光尧的儿子九斤。
他说参军后因部队保密需要，加之担心家中受到牵连，他才改名换姓，从未敢写信回家。
他说这些年在战场辗转，曾数次梦见父母，梦里他跪在家门口，磕头喊“爹娘”，醒来时枕头早已湿透。
信中写道：“孩儿不孝，音讯全无，可解放未竟，职在军中，不敢擅离，待战事稍缓，必归省亲。”
听到这儿，王光尧再也忍不住，放声痛哭，整整十八年，他日日盼，夜夜等，终于等到了。
当晚，王光尧做了一个决定：亲自去一趟青海，谁劝也不听，他说：“他十八年没回家，这一趟，爹得去看他，不然我怕来不及了。”
路途千里，交通极不方便，年过六旬的王光尧带着李乔一路颠簸，从石首县出发，换了四次火车三次汽车，最后踏进了西宁的土地。
他站在军营门口，看着一个穿着军装的军官快步走来，那一刻，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，喊不出声，只张着嘴，眼泪却唰地一下涌出来。
“爹！”那人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哽咽，眼眶泛红。
王光尧一步跨上前去，颤巍巍地抬起手，轻轻碰了碰那张陌生又熟悉的脸：“九斤，真的是你？”
他没再说一句话，只一把抱住儿子，失声痛哭，王尚荣也早已热泪盈眶。
这是他们阔别十八年的第一次拥抱，亦是注定无数遗憾的一次短暂重逢。
在西宁的那几天里，王尚荣带着王光尧走遍了军区食堂、训练场，向战友介绍：“这是我爹。”
而王光尧却始终不肯在军营里坐得太安稳，他只想听儿子讲讲这些年经历的事。
六天时间很快过去，前线电报传来，部队即将调动，王尚荣必须赶回岗位。
临别前一晚，父子俩坐在油灯下，王尚荣从行李中取出一件军用皮袄，亲手为父亲披上：“西宁冷，回去的路上挡挡风，这钱你和娘留着，想吃什么就买。”
王光尧哽咽着拒绝：“我们什么也不缺，你只要平安回来就好。”
回家之后，王光尧亲手将那件皮袄晾在屋外，每次路人经过他都说：“我九斤送的，青海的风大，他怕我冷。”
那百元钱，他一分没动，裹在红布里藏在炕头柜底，一藏就是好多年。
尽管后来王尚荣因为工作繁忙，并没有和父母长时间待在一起，但得知儿子还活着，他们便已心满意足。
十八年的等待，换来一次短暂的重逢；一次迟来的回信，串起一段尘封的血脉亲情。
忠孝不能两全，但这对父子，用爱与信念，让彼此在时代的洪流中，没有错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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